易 文

公元1501年（明弘治十四年）的九月，时值深秋，中原大地一片金黄，丰收在望，而明朝的西北边关却已是寒风凛冽，一派萧瑟景象。

此时此刻，一支不大却整齐的队伍正日夜兼程，从地处中原的山东单县赶往位于西北边陲的固原。他们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上逆风前行，就像一叶小舟在汪洋大海上飘荡。

领队的是一个老者，他须发皆白，却精神矍铄，充满智慧的眼神犀利而又坚定地望着前方。

这位老者，就是刚刚被孝宗皇帝下诏启用，担任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使、总制三边（延绥、宁夏、甘肃）军务的山东单县人秦纮（1426—1505）。

越往前走，四野越荒凉。故园东望，他耳旁又响起乡亲们的嘱托，身上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他不能不急着赶路，鞑靼铁骑南下，边关烽烟四起，无数同胞正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下挣扎……他知道，这是他今生最后一次为国出征了——他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。

漫漫西行途中，他不时回顾起自己七十余年的人生经历，虽说不上波澜壮阔，但也的确不虚此生了。

景泰二年(1451)，秦纮考中进士，授南京御史职务。

自此，虽一生数次沉浮，然为国为民初心始终不改。

他性格刚直，勇于任事，为官清廉，与权奸斗争相当坚决。初到南京，便捕治了横行不法的太监傅锁儿。又上疏谏止朝廷去江南采集翠鸟毛和鲜鱼。因此受到权贵的忌恨，不断有人以恶语中伤。适逢遇上考察（明代考核文官的方法），被贬为湖广驿丞。

天顺（1457年－1463年）初年，秦纮经御史练纲推荐，出任雄县知县。王府奉御杜坚在雄县借捕捉天鹅之机横行不法，秦纮将其爪牙捕获予以杖责，结果被杜坚诬陷，捕下诏狱。雄县百姓五千余人到北京为他喊冤，秦纮因而被调为府谷知县。

明宪宗即位后，秦纮历任葭、秦二州的知州。后因母丧离职，州人请求留住秦纮。服丧期满后，秦纮回任旧职。旋即升任巩昌知府，转知西安府，再升为陕西右参政。岷州少数民族叛乱，秦纮率军三千将其击败，因功增加一级俸禄。

成化十三年（1477年），秦纮以右佥都御史之职巡抚山西。庆成王之子、镇国将军朱奇涧贪暴成性，强取豪夺，草菅人命，多任巡抚不敢过问。秦纮到任后，立即上疏揭发朱奇涧的罪行。结果反被朱奇涧的父亲庆成王朱钟镒诬告下狱。宪宗难违庆成王的意愿，将秦纮逮捕交法司处理，事情查无实据。而内宫尚亨查抄秦纮的家，仅得几件破衣服。尚亨将此事奏告宪宗，宪宗叹息道：“秦纮的清贫竟到如此地步吗？”这样的人怎会是贪腐之人！于是赐他一万贯纸币，并削去朱奇涧等三人的爵位，庆成王也被削夺三分之一的俸禄。

难忘与权贵斗争的经历，更难忘守边御敌的峥嵘岁月。

宪宗改命秦纮巡抚河南，又调巡抚宣府。宣府为明九边之一，地处防御鞑靼入侵的前线。秦纮到任后，修城堡、练士卒，使宣府、大同边备增强。

成化十七年（1481年），鞑靼小王子率数万骑兵入侵大同，长驱直入顺圣川，劫掠宣府。秦纮与总兵官周玉奋力迎击，击退小王子。不久，小王子劫掠兴宁口，秦纮等又与之接连交战，迫使其退去，并追还被抢掠的物资。宪宗亲下玺书，褒奖秦纮的功劳，升其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，仍巡抚宣府。

随后，秦纮入朝理都察院事，调升为户部右侍郎。内阁首辅万安驱逐吏部尚书尹旻时，借机诬陷秦纮是尹旻的同党。秦纮因而被降为广西右参政，后升任福建左布政使。

弘治元年（1488年），在吏部尚书王恕的推荐下，秦纮升任左副都御史，监督漕运。

弘治二年（1489年），秦纮升右都御史，总督两广军务。针对两广的情况，秦纮向明孝宗上疏三事：削夺镇守太监和武将的权力。太监、武将分镇各地并兼理民事，干扰地方司法，甚至擅杀无辜。有的还依仗皇帝威势，纵其家人非法经商谋利，扰乱了正常商业流通，与民争利。秦纮奏请朝廷革除天下镇守太监及武将兼理民事的权力；各总镇府的赏金库，金钱出入漫无节制。秦纮提出各镇府的财政必须由御史审计检查，杜绝贪污之源；从根本上解决两广地区民风不正、匪盗猖獗的问题，提出编制保甲，设立礼学，以绝盗源，以振文风。

对于秦纮的建议，孝宗全都允准。恩城知州岑钦进攻田州，赶走田州知府岑溥，与泗城知州岑应分据其土地。秦纮率军入田州，驱逐岑钦。岑溥返回知府，秦纮留官军驻守，平定了内乱。他又遣将讨平黎族叛乱者陵水、瑶族叛乱者德庆。

秦纮在两广的整顿触动了权贵的利益，引起他们的不满。安远侯柳景在两广军镇时，贪污军饷，屠杀良民，被秦纮揭露而下狱。柳景在狱中反诬秦纮残暴淫虐。孝宗令严加审查，结果毫无佐证，法司判处柳景死刑。柳景与孝宗庶母周太后（孝肃周皇后）家是姻亲，因此，周太后在孝宗面前替柳景辩白。孝宗听信谗言，令将秦纮逮进京审问，结果证明秦纮清白无污。看在周太后面上，孝宗将柳景削爵闲住，秦纮也被罢官归乡。秦纮的罢官，引起了朝野上下普遍的不满，以吏部尚书王恕为首的百余名官员联名保奏。数月后，秦纮才被改为南京户部尚书。

弘治十一年（1498年），秦纮托病辞官。

至此，就回到本文开头我们所描写的场景了。

弘治十四年（1501年），西北边衅又起。鞑靼铁骑侵入陕西花马池，在孔霸沟大败明军，直抵平凉，西北震动。孝宗以秦纮久著威名，虽年老但仍可任用，起授他为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总制三边军务（三边总制）。

秦纮闻命后，以七十六岁高龄星夜驰抵固原，担负起总制三边，镇守西北的重任。他到任后，首先察看了延绥、固原、宁夏三镇的形势；到战场祭奠了阵亡将士的英灵；上奏并记录为国捐躯的指挥朱鼎等五人，抚恤战死者的家属，逮治了败将杨琳等四人之罪，更换守将；挑选壮士，兴设屯田，重申号令，使军威大振。

其次，他重新调配了三镇防务，强化了各镇的管理。三镇以固原地处最前线，只要固原稳固，其他各镇便可虞。秦纮首先增加固原守军数量。修缮城廓，招徕商贾，繁荣经济。自己驻在固原，稳定全军之心。使固原岿然成为一大重镇。临洮、巩昌、甘州、凉州边军原先皆轮番赴延绥、固原防边，劳军伤财。秦纮令各镇返归本镇，重新选拔知兵宿将防守其地，人以戍为家，军以将为命，不再轮番远戍。

其三，开垦荒田，屯垦助边，秦纮见固原以北延袤千里，闲里数十万顷，便沿边每二十里筑一堡。每堡五百人，一边戍边，一边垦荒种地。军人不足则自内地募人，岁得粮五十万石，完全满足了官军所需。

其四，修筑三边城堡一万四千余所，垣堑六千多里。

最后，秦纮在任上又创制了战车“全胜车”，战时可以御敌，平时可用于运输，颁行诸边，使西北边务大为整饬。

史称，秦纮“在事三年，四镇晏然，前后经略西陲者莫及”。

边患，一直是悬在大明王朝头顶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，尤其经“土木堡之变”，明朝对北方游牧民族更是全面转为防守。边患严重消耗了明朝的国力，最终的亡国其实也与此关系密切。因此，守边有大功的秦纮被誉为“明朝最后的长城”。

弘治十七年（1504年），秦纮以功加官太子少保，召还朝中，掌管户部事务。秦纮以年老多次请求致仕，孝宗获准，下诏赐敕书，命他乘驿车返回家乡单县，月粮供应和奴仆岁役一如旧制。

弘治十八年（1505年）九月，秦纮在故乡逝世，享年八十岁。明武宗朱厚照按例赐其祭葬，追赠少保，谥号“襄毅”。

正德五年（1510年），秦纮的家奴因对秦竑的内弟杨瑾不满，借秦纮送内弟火炮之事向校尉告密，诬陷杨瑾收藏违禁军器。权宦刘瑾归怒于秦纮，抄其家，什么也没有得到。言官张九叙、涂敬等又承刘瑾之意弹劾秦纮，士大夫对此事嗤之以鼻。

独卧孤村不自哀，尚思为国戍轮台。

秦纮始终以国家社稷为重，他披甲戍边时虽年近耄耋，明知任期不会太久，但考虑问题仍着眼长远，不搞政绩工程和短期行为。固原为军事要冲，是平凉、庆阳、临洮、巩昌的门户，而城市狭隘民众困穷，兵力单弱，商贩不来。秦纮为此扩展城郭，招来商贾，发展教育，建议改为州，而自己不怕危险和艰苦，留下调度管束。

秦纮见固原向北连绵千里，闲田数十万顷，旷野接近边境，无城堡可依托。主张于花马池向西延绵至小盐池二百里，每二十里筑一堡，堡周长四十八丈，役使士兵五百人。固原向北绵延各处也各筑屯堡，招募人丁屯种，每顷交赋税米五石，每年可以得到五十万石。秦纮又凭自己所想制作战车，取名为“全胜车”。孝宗下诏将这种战车的形式推行于各边塞。经过三年治理，四镇安逸，前后治理西方边陲的都没有他的功劳大。

秦纮清廉忠直异于常人，妻子儿女连菜汤麦屑做的饭也常常吃不饱。他性格刚毅果敢，勇于除害，从不为自己考虑，士大夫不管认不认识他的都称赞他为伟人。在两广被逮捕时，他正在商量征讨后山的贼寇。将军事处理完毕，从容上路，仪仗及车后侍从一点也不马虎，越过山岭，才脱去官服束手就囚。他对官吏、将校说：“西广少数民族杂处，总都体制尊严，突然被逮捕，有损国威，现在已经越过山岭，就是真正的囚犯了。”他处理问题就是如此庄重得体。

秦纮为官非为职务级别、个人利益，只求为国尽忠、为民造福。在修堡屯田这件事上，时任宁夏巡抚刘宪极力阻挠。秦纮给朝廷上奏，愿意与刘宪对调。只要对国家有利，功不必在我。

比起秦纮的高风亮节，不仅仅是刘宪，那些庸庸碌碌、不思进取，遇事只会推挡，年纪轻轻就萌生退意的现代人都应该脸红。

秦纮御敌得力、守边有方，他的修堡、屯田、招商等发展经济的守边固防思路，对于后世的巩固国防和边疆治理都有很大启发，我们国家如今的边疆治理模式与之一脉相承。

明末史学家谈迁曾经感慨：秦纮“屡挫不屈，惠泽及民，始终全节，称一代完人”。《明史》赞其“文武兼资，伟哉一代之能臣矣”！就连他曾经弹劾过的宦官汪直，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：他能弹劾我，我因此称他为贤人。

《明史》中有不小的篇幅为秦纮立传，在那些冷静客观的语言背后，隐藏着他灵魂的高贵和人性的光辉。它给后人讲述的，是一个关于勇气和决心的故事，是一个面对复杂处境不屈不挠、始终坚持信念的传奇！

五百多年过去了，历史的风沙掩埋了无数的忠骨，可是他们的精神不能被埋没，他们伟大的人格力量不能消失，他们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世世代代珍视和运用。作为一代伟人，秦纮的历史价值显然是被低估了——那么多的纪念广场、纪念园，可曾有一个属于他？！